如果社会运行在众多方面都突破法律框架，背离法律逻辑，这必然会促成人们心理层面的紧张累积。

然而就世界范围来看，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权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并且直到当前也不是每个国家都如此，在一些看似民主的国家，人民仍在承受着私人银行家的盘剥。国家的第二种货币责任乃是保护公民货币财产权免受侵犯和维护国家货币安全：(1)即便是最小的政府，也必须担负提供国防、外交、治安、司法等纯公共物品以及维护国家和社会安全的职责，既然货币权力是国家主权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所以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保证国家货币主权的完整，而不能使之为外国人和私人所窃取。

对于人类理性而言，自由的价值更加无可替代，它是政治的真正目的，[7]构成了法的实体和规定性。既然货币财产是财产的首要形式和表征，其权能的削弱使得人们几乎丧失了防御货币公权的能力，这是我们不得不深刻反思的法律命题。首先，第一种货币责任乃是消极的不侵犯的责任，其要求：(1)当局不得滥用货币发行权、不得发行面额超过其自身价值的货币。在英国，银行资本正是凭借议会对政府的制约，垄断了货币发行权。近代以来政府之所以不断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能够通过发行货币来弥补其赤字——而借口经常是它将因此而创造就业机会。

《大宪章》旨在通过赋予议会课税权的方式约束王室的征税行为，进而使公民的私人财产权有所保障，由此证明了议会乃是纳税人的权力机构，并进而验证了英国的一句法谚：税收是代议制之母。如果政府能够创造就业机会，那么政府也可以此为对价换取人民的自由。[8]无论是儒家经典、道家经典还是法家经典，都论述了丰富多彩的法思想。

正义是法律的最高价值，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要求，正体现了法治文化的公正精神。[11] 法与时转则治是变法理论的核心命题。【注释】 [1]钱穆著：《文化学大义》，台湾中正书局1981年版，第3页。有学者提出，文化的功能就在于塑造集体人格、明确社会价值导向。

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孔子所说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3]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描述了礼治中国的一个侧面：尚辞让，去争夺。

[15]法家的公有两层含义：一指法的公正性在中国古代的民生话语中，民本主义者即使再强调民生，也没有把国家的统治权给予人民，而仍把这种主权归之于君王，这是传统的民本主义者之所以同时也是君主主义者的关键所在。其名作《过秦论》，更是以秦百万雄师统一六国然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指出秦之所以能统一六国，除了自身的富国强兵，与各国百姓饱受战争之苦渴望早日安定也不无关系，而秦迅速衰败也是由于其残暴统治陷民于水火之中。进入 付子堂 的专栏 进入 常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民生 。

所以汤武之得天下，便是得到为桀纣所失的民众的支持。孟子之后，汉代思想家贾谊的《大政》一篇，开宗明义即是闻之以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而在《国语·郑语》中，也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说法，此时的政治文化观，已和自命为上帝之子的殷商有了极大区别，需要敬天，但更要保民，这种以德配天的政治思想，是民生话语的萌芽。所以，此时对于民生的理解，除了农业社会成员个人品德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皇权社会统治合法性的一种体现和强调。

先秦诸子百家中，重视民之生计疾苦的不在少数，如《左传》、《论语》、《礼记》中均有孔子及其弟子关于请求当时国君轻徭薄赋，使民休养生息的话语，并将其上升到了君民关系的高度。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而生民之道，则在于制民之产与取民有制，即一方面要发展生产，保障民生，同时也要防止取民无度，财富严重不公。

民生话语体系的真正形成，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而且，孟子坚信，只有得到人民的支持，才有资格做天下的共主，在其看来，三代之兴亡，仅德与不德而已，天下之得失又系于民众之得失，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

公认的说法是最早出现在《左传》，其中有所谓民生在勤，勤则不匾，是勤可以免饥寒也。唯君王才能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这种君王的主权任何他人不能分享，否则天下就会大乱。所以，此时的王道统治合法性论证方式，已经基本摆脱殷周时期的天命观，一种新的政治文化观——民本观开始形成，而民本的重要内容，即是民生。从表面上看，似乎着重强调勤劳的个人美德，这也并不偶然，因为我国历史上属于典型的农耕文明，所以近代政治家同时也是理学大师的曾国藩有民生以稼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的说法。重视民生、以民为本的思想，在我国古政治思想史上可谓源远流长。更进一步，中国古代的民生话语，实际上是和民本话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邦之主权，仍然属于君主，民生也罢，民本也罢，其中之民，自然只能是臣民而非公民。秦汉之后两千多年，中国的历代统治者、思想家，很多也都认识到了民生疾苦与政权统治合法性的关联所在。

历代的统治者、思想家，即使把民之地位抬的再高，实际上仍然是建立在一种皇权统治的前提基础上的。所以，关于中国古代的民生话语，我们固然应该意识到其中的民本成分，但是也应当意识到其是以臣民——君主的政治系统构造作为基本前提的，唯有如此，才能充分把握古代民生话语背后的政治文化意蕴。

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相反，它们在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基本脉络。

因此，民本主义和君主主义实际上并不是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根本对立的两种思想体系。君王是国家的最高立法者，君子者，道法之总要也。君王不仅是国家的立法者，而且是最高的权力执行者，天子之位也，是为治统。但实际上，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皇权社会，农业的发展状况，本身就是重要的政治内容，所以才将民生与国计并置。

中国古代政治典章制度中的重要内容祭地，本就源于农业生产，但被用来表示皇权合法性的以德配天。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而其重视民生的经典话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千百年来更是被广为传颂。按照孟子的观点，民生与王道可谓息息相关，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民之生计，与土地、政事一样为诸侯统治之要务。

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家学派，主张无为的道家学派，秉持的实际上也是类似的主张。早在殷周之际，周以边陲小邦的身份，取代了以神权统治代言人的殷商政权，说明统治基础的稳固不仅需要顺乎天还需要应乎人。

中国古代民生思想的集大成者，当属儒家另外一位代表人物孟子。所以，《尚书·大誓》中那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才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政治文化意蕴。民生之生，基本上也局限于满足物质需要的程度，政治统治的权力分配，是不允许分享和染指的中国古代民生思想的集大成者，当属儒家另外一位代表人物孟子。

更进一步，中国古代的民生话语，实际上是和民本话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公认的说法是最早出现在《左传》，其中有所谓民生在勤，勤则不匾，是勤可以免饥寒也。

其名作《过秦论》，更是以秦百万雄师统一六国然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指出秦之所以能统一六国，除了自身的富国强兵，与各国百姓饱受战争之苦渴望早日安定也不无关系，而秦迅速衰败也是由于其残暴统治陷民于水火之中。但实际上，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皇权社会，农业的发展状况，本身就是重要的政治内容，所以才将民生与国计并置。

相反，它们在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基本脉络。而其重视民生的经典话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千百年来更是被广为传颂。